张亚勤：从神童到神话

2009年09月11日来源:新浪网

    恰好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被怀疑有潜在危险的谢彦波就这样仓促结束了留学生涯。后来，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改变宁铂和谢彦波命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媒体把他们捧得太高，他们在内心已经很难把自己当成普通人；那个时代需要宁铂、谢彦波这样的人去唤醒人们对科技的重视，这种需要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垮了他们；人生路上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他们麻烦的制造者，这也许是高智商群体的必然宿命。
    当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大科学家都曾到过科大演讲，“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超越宿命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给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皮克·霍兹写信。霍兹就是扩频通讯的鼻祖之一，而CDMA的前身就是扩频通讯。

    张亚勤没有收到回信。但两个月后，霍兹来科大讲学，他记得张亚勤的那封信，两人相谈甚欢。回到美国后，霍兹问张亚勤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给他奖学金。于是，一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发到了张亚勤手里。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他递交了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

    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这段辉煌的经历，在张亚勤的追述中，依然是充满了温馨的暖色调。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似乎才能窥见更多的颜色。

    与谢彦波不同，在人际交往上，张亚勤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神童”，他与一般小孩和其他“神童”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文革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记忆里，关于父亲有两个面画：一个是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家中不见了；另一个是5岁的时候，家中愁云惨淡，他知道父亲过世了。“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在童年的无数次旅行中，有一次记忆非常深刻的旅行，母亲写信让亲戚去接他，但亲戚没有收到信。“走的是山路，还下雨，走了一天，而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知道大致的方向，就一路走一路问，”多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亚勤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幅阴雨中独行的画面。

    每次走进一座城市，都会住在亲戚家。那时候的张亚勤，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对不任性，努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尽力去理解大人们的想法。“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日后如此叙述自己的童年，在他看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可能永远被放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这个毫无优越感的孩子智力超常，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才12岁。这种教育曲线往前走10年，或者往后10年，可能都行不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有显得特别“不正常”。

    高智商给张亚勤带来了荣誉，有一次，他看到了“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他把看到的这个标语告诉妈妈，母亲淡淡地对他说，“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在来到合肥之前，妈妈曾如此告诉他，“名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自从他考上科大少年班消息公布后，各路媒体都想采访这个太原“神童”，但母亲一一谢绝。

    “到今天，我的那些同学们，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当年少年班的学生们，“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

    去年，少年班的同学30年后再聚会，张亚勤因为时间冲突，没去成。

    他对记者坦承，他不喜欢那样的场合。谈及人生需要回避掉什么问题时，张亚勤认为，“历史是因果，发生就发生了，有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去回忆它。”
    微软之路

    1998年，在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的电话后，张亚勤思考了5分钟，就决定成为这个研发中心的一员，任首席科学家。

    李开复得到张亚勤加盟的消息后，表示了他对张亚勤的赞赏，“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超过当时的职位，当院长都是屈才了。”前微软、思科的中国区总裁杜家滨对张亚勤的评价也极高，“他开复、杜家滨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从90年代开始，张亚勤就在工程界最权威的杂志《IEEETransactions》发表文章，“到现在为止，我可能在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100篇文章。这个杂志审稿周期是两年，能在这里发表论文，代表着一种认可。”事实上，很多专家终其一生，都很难在这家杂志上发表10篇论文。

    张亚勤加盟时的微软，在中国霸道而脆弱，它对中国信息化的贡献不比IBM小。但相比IBM在中国既赚到了钱又赢得了声誉，微软在中国既没赚到钱，也没赢得声誉和尊重。5年之内竟然换了5任CEO。其中有两个还写书来批评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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