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加上才气,这两样东西,汪潮涌看似不经意地提起,其实谁都知道这都是他牺牲了休息时间,放弃了娱乐的空闲,从“枕头上”一点点挤出来的。从山区来到清华校园后的汪潮涌没有懈怠,反而用尽全力地去学习,去开拓自己的视野。
当时,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朱镕基,不时地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和政府领导来校作讲座。
“这给我带来了海量的信息和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汪潮涌感激地说。
接触到这些信息后,汪潮涌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美国、华尔街、金融,这些词汇成为他最为关注的东西,金融学也成为了他最为感兴趣的一门学科。除此之外,科学技术、法律、外语等,汪潮涌也没有扔在一边,因为他敏感地感知到这些学科对未来的发展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课外开拓视野,课内认真研习。在课堂上,汪潮涌学的是基于大量数学模型和理性思考的MBA核心理念,但在他逐渐成熟的心中似乎已经懂得,机会很多时候容不得思考,转瞬即逝。
转瞬即逝的不只有机会,还有时间。“实际上我只在清华读了一年书,但是这一年我已经把研究生的所有课程都修完了”,汪潮涌坦言道,在走入清华时,自己只是单纯地想到毕业后去为国内的改革做一份贡献。
但就是为了这一目标,他一直努力着做好一切,结果远比他想象的美好。机会只有把握住了才能称之为机会,把握住机会需要的是实力和魄力。毕竟机会是找来的,而不是等来的。
曲线蓄势聚集势能
为实现一个目标,有的人固守街亭,有的人围魏救赵。数学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但毕竟人生不是几何数学。在汪潮涌的眼中,曲线反而是达到目标的最短路径,厚积薄发的一刻定会如潮涌般壮阔。
在华尔街,金融学子们梦想进入的集团当然首推高盛、美林和摩根。但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毛头小子,想直接进这三巨头,谈何容易?22岁的汪潮涌有自知之明,他理智地选择了大通,以曲线来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享受着大通银行不菲的薪水和入职后九个月的系统培训过程中,汪潮涌的心里逐渐产生了明确的想法:将来要把这一切带回中国。
“当时中国大陆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程度非常低,急需又了解中国市场行情又懂得高端金融投资业先进理念的复合型人才。正因为如此,中国金融业一旦放开,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时所释放的能量,就会像大坝泄洪时一样,倾泻而出。”汪潮涌希望加入这股洪流,但水势的形成岂是一朝一夕之事?
一个十年的结束同时也是新一个十年的开始。汪潮涌暗自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在中国金融业大门敞开的第一时间,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之前的准备时间,只有十年。
但谁又敢嘲笑汪潮涌的这个十年之梦?此前的十年,他还在大别山区做着放牛娃;十年后的今天,他已经坐在华尔街的转椅上忙得焦头乱额。汪潮涌在今天仍然很少与青年人分享什么理想,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现状永远好于过去的理想。就像他在山区根本没听说过华尔街,甚至连长安街都不曾亲踏过;就像他在农村根本没听说过不动产融资、金融资产证券化,甚至没见过百元大钞一样。
没听过金融资产证券化并不重要,因为“没有”正是创新的开始。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汪潮涌从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索、分析、比较,努力思考着更好的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方法。1989年,汪潮涌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却在随后缺乏监管的过度创新后,终于酿成了现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但这并不妨碍汪潮涌成为第一批研究并实际操作该业务的第一拨华尔街人士。
1990年,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门下,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汪潮涌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1995年被提升为亚洲公司副总裁并调任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在摩根工作期间,汪潮涌直接参与和负责了为中国财政部、中国银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实业、北京大唐发电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等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海外融资业务,海外融资总额达60亿美元。其中,包括参与我国财政部10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发行工作。
明眼人此时定可看出,汪潮涌用一条曲线到达了十年前给自己预设的目标,他回到了中国,而且带回来的,是一个充满了现代金融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全能人才。他在大通、标准普尔和摩根士丹利分别扮演了技术型投资者、专业型投资者和地域性投资者三个角色。这种多重角色的复合型经验,无疑为其积蓄起了巨大的势能。
风势中找寻最佳角度
喜欢玩帆船的汪潮涌都知道,无风的帆船难以前行。而当狂风骤起,风势袭人之时,谁能调整好风帆的角度,从而达到最快的行驶速度,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胜负,人生亦如赛场。
摩根没有成为汪潮涌最终的追求。
走出摩根?士丹利,去辛辛苦苦地创办自己的公司,汪潮涌图什么?汪如是回答道,“大船调头慢,大象转身难。在摩根?士丹利,我是对董事会负责,而不是直接面向投资人。要对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有着复杂的手续和繁多的流程,这往往会失去很多机会。做自己的公司就不一样了,我能更快更准确地把握住机会。浪来了,我能拿起冲浪板就走,而不用先去申请打报告。”
1998年,汪潮涌主动求变,递上了一份辞职报告。面对外界对其嬗变的质疑,他选择了沉默。十余年后,追忆此段往事,他更愿意归结为又一次的顺势而变。其实早在1997年10月,中国电信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募集到42亿美元的股本时,汪潮涌就强烈地预感到当前中国对投资银行业务具有极大的需求。
“当我回到大陆,置身于中国金融投资的第一线时,就发现中国金融业即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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