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乐器网讯】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就从周王朝建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而来。这一举措,使华夏文明进入了礼乐文明的时代,因而这也是一个对后世社会影响深远的时代。
礼乐文明,实际就是和谐社会的构建方法。所谓礼,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规范。我们今天的商业行为及社会活动中,也都有各自的礼仪范式,有商务礼仪、社交礼仪等等,这些礼节、礼貌、礼仪,都是一种外化的表现。这种面对不同对象、用于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就是分别对待的表现方法。
在当代社会,我们身处不同角色、面对不同人群时,行为举止的仪表肯定都是不同的,比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祭祀时的乐舞可以使用“八佾”,也就是八个行列的舞者,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随等级降低而分别向下递减。然而当孔子看到,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也“八佾舞于庭”时,就爆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因为季氏,僭越了“礼”。大夫与天子的礼遇本该凛然有别,然而这分别却被消解了,这代表着社会秩序的混乱。
联系当代社会来看,比如在公司大会上,副总堂而皇之坐着总裁的正位,那么这个公司的内部关系肯定已出现了问题;再比如,底层员工有了工作想法,不与自己的主管领导对话,却直接向高层领导汇报,那么就属于越级行为。因此孔子当年的激动愤懑也并非源于形式问题,而是因为,礼,一旦被打破,反映出的是权力、尊严、规则、秩序的被解构。
除了周礼,还有周乐,这二者同时产生作用时,就是礼乐社会。乐,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人们可有可无的艺术辅助品,并非生存必需品。但是如果从宏观角度看,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中,乐,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必需品。
社会因为有“礼”,而有了严格的分别、明显的差异,这使社会等级森严、行止有序,但这都是对于外部行为的要求,规定得了外表,却规定不了内心。面对等级的差异、分化,人们必然会产生不平衡感,从而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对立。人们内心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周公就用“乐”来解决。音乐,进入内心深处、浸润着人心的平和、安宁;音乐,打开情感之门、调和着情绪上的融合、共通。
礼乐文明中的“乐”,主要是那些能够治国安邦、维护民心的雅乐,也就是用于郊社、宗庙、乡射、宫廷礼仪和军事大典等方面的音乐,是出现在政治、宗教仪式中的正统之声。所以礼和乐,是相互助益、彼此互补的一对概念。“礼”是社会制度的建立,“乐”是社会制度的维护;“礼”为秩序,“乐”为和谐;嘉礼以节人,“礼”是对外正言行,雅乐以和情,“乐”是对内调心性。礼乐文明,就是提倡社会秩序俨然、个人身心雅正的文明。
孔子当年之所以会指责“礼崩乐坏”,就是他心痛于社会秩序逐渐被破坏、典雅音乐也流于风尘。而孔子又欣然地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希望社会能依从周公制定的这一套完备而周到、严谨又艺术的礼乐文明。其实,礼乐文化的影响,始终不曾真正消失,它依然渗透在社会行为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社会。
比如在企业,因为有上下级关系、有管理层与员工层的分别,所以必然是有待遇差别、有管理秩序的。这就是一种“礼”的精神的当代沿袭。而因为职位、薪资、话语权等的差异,员工与领导之间又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立冲突。这时候,就需要用“乐”的精神、用艺术的介入、用软性的手段、用文化的力量,来调和矛盾、感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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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