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维迎老师 布道讲堂 实战经历真情演讲

       神州乐器网讯：张维迎：

    点评很不容易，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和冯仑是大学同班同学，但是我在我们班的时候，我们看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政治家，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因为他是搞研究出身，所以下海之后仍然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自己读书，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被称为商业界的思想家。我本人和他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他很多故事我原来有一部分听过。

    刚才他讲的非常精彩，他是以自己做企业的感受，讲到民营企业经历的几个阶段，特别是谈到怎么处理创业元老之间的关系，怎么分家，一直到现在怎么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主持人说我对他的观点有批评，今天也他不上批评，我们只是交流，也许对郭总的批评更多一点，但是他不想让我批评他，所以安排别人点评。

    给我安排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有点长，既然如此，我就结合点评他，讲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有一个统计，就是200年前，人类所有消费产品是十的二次方到三次方，就是几百种，各种各样的、镰刀、斧头、钥匙都算上。现在人类消费产品有多少呢？是十的八到十次方。我们消费感觉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消费东西的时候，比如手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花费了成千上万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人类最初消费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比如镰刀、斧头这些工具，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麦子是怎么种下来，怎么收割，然后面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

    怎么是十的二到三次方产品变成十的八到十次方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各种产业链条的延长，原来一个人做的事，现在无数人去做，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在座的可能没有人种过麦子，没有人磨过面，但是这些都有人去做。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靠企业家精神，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一下，我们看西方200年，我们想中国30多年前，我们除了“富二代”之外，大量跟我年龄一样的，更小的是70后的应该有记忆，我们产品非常匮乏。我们今天用的大部分产品，我们真的想不到，就是打死也想不到说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上手机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创造这些东西的这些人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思维是循规蹈矩，企业家是什么？他就看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他没有任何经验，也找不到任何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就做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作，也是冯仑的同学，写了一本书叫做《论企业家》，这本书大家可能拿到了，已经是第三版了。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不是看所有人做的事情，而是敢冒险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个里面有两类，一类是等级制度当中政府系统，还有部队，另外一个就商业。这两个领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或者经济学术语叫做报酬递增。什么意思呢？你是一，我是二，你的是一，我就是三，另一个人，郭总是三，那么他就是六，或者七八。所以，大家看到企业家很多，但是最顶尖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李彦宏、马化腾，这些跟开个小餐馆，做个小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题是什么东西才能使得这些有才能的人进行这种选择，就是激励制度，我要做什么？是当官还是做生意？这个不仅仅是能多赚钱，我强调一点，前面很多伟大的企业家，包括在座各位，你可能一辈子、两辈子都消耗不掉你们挣的钱，为什么我们还在努力呢？这是人性的特点，我们在追求卓越，我们在追求成功，我们尽量发挥人身上的生理的、心里的、精神的潜力。所以，这激励制度就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有两千多年的时候，中国最有才能的人干什么去了？大家知道都在当官，因为是报酬最高的一件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给普通人提供这么多的无数的产品，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最有才能人的选择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企业家到三代，现在已经到四代、五代，我只看了三代，而且我这本书里面预测了两代，没有谈三代。第一代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是什么呢？在中国计划经济下，有很多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但是我们管的很死，你做生意不可以，这些人都当农民，偶尔有做的，就按照投机倒把抓起来，关几年。所以大量有才能的人都跑到政府去了。但是还又有身份管制，想当官也当不了，当兵也当不了，只能当农民。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释放出第一批企业家，他们觉得做生意比当农民好，他的创造性的发挥，还有其他精神的需求。所以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从个体户到企业，一直到后面的私人企业。

    第二代是什么？就是官员性的企业家，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92派”，有一些年代符号的色彩，大体上和我说的第二代是类似的。冯仑我想他是第二代，他们在政府都是处级干部，处级干部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地方就是大官，是政府一个重要的官员。我说在北京不算什么，就是职位不算什么，但是处长权力很大，所以有人说“处长经济”，也是有一定道理。

    他们为什么要下海？我想也是激励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在1989年之后，1988年中国宪法承认私有企业，就是在1988年之前你去工商局注册一个私有企业不行，你只能注册个体户，个体户规定雇人不能超过8个，尽管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灰色的私有企业，一些戴红帽子的企业本质上是私有企业，但是打的是集体企业的招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1989年之后，一些在政府工作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下海了，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政治上前途不是很光明，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不光明，已经没戏了，怎么板呢？他要生存，那就寻找一个机会，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这个事，包括冯仑也是这样，他刚才也讲去给牟其中打工，每天十块钱，职位还是办公室主任。我为什么给他房子住呢？我觉得他太可怜，他没有地方，我还有一个小棚子。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我们更多的自由，当官了还可以做生意。所以官员型的企业家，刚开始没有想做企业，他们还是居高临下，尽管他们也像我一样鼓吹乡镇企业，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是看不上他们的。1988年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调子，就是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排在第一，但是政治地位倒数第一。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转向这面。后面随着体制改革，做生意机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再后来城市改造，房地产出现等等。

    第三代就是海归，2000年左右这些高科技的，我就不细讲了。我讲这些都是激励机制的转变。我们人都很聪明，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不一定你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最后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能犯了很多错误。像我没有选择下海，那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深思熟虑，因为我不具有企业家素质，我不愿意跟那么多复杂关系打交道，我也不愿意求人，我也不愿意领导那么多人，大家都知道做企业麻烦的事就是老要替那么多人考虑问题，那么多人等着你吃饭，所以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管怎么说，我讲冯仑当时下海这代认不是完全自愿的从小时候就雄心勃勃的，他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到了这一步，就是有才能的人，我当不了官，我还可以赚钱。而且原来当官可以享受的，普通人享受不了，现在当官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房子、车等各种东西，这些不用我讲了。

    这三个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冯仑刚才讲的一个独立的企业的过程，但是我们整个国家来讲，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我在80年代那本书里面也讲了，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程度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大学没有毕业的人可以带好博士生，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因为这是特殊的才能。尽管我是管理学院的院长，但是我认为管理学院教不出企业家，可以给你增加管理知识，也许增加你成功的概率，但是这些人能不能成为企业家，那是天生的。我觉得第二代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代做的快得多，但是不能不回避第二代企业家一开始就和第一代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要见一个乡镇干部都很难，都会被乡镇干部训斥。但是第二代出来以后，他们就有很多知识，为什么很多第二代在房地产发家，第一代人真想不出这些事，第一代人只想针头线脑、卖袜子可以赚钱，他真想不到这么大，要素可以重组一下，工厂从二环内搬到二环外，这块地就可以赚钱。这是第二代可以做的，第一代做不了。第三代和他们更不一样，就是海归。第一代没有钱，第二代就是空手套白狼，第三代人家是携带外国人的钱进来的，所以这个治理结构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一样。

    接下来，我针对他说这些东西，我想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在另一本书《理解公司》里面讲的比较多。我们经济学讲公司是什么？公司就是一个和约，和约是什么意思？合同。合同就是说所有人都自愿达成一个协议，这就是合同，如果你强迫别人，这就不能叫合同。所以，要自愿达成的，为什么要人自愿达成一个协议呢？我们在一块玩儿比单个玩儿要好。为什么好呢？这里面有好多原因，而且各有所长，那么多人合作起来就好。公司里面最重要的和约是什么？我们一般讲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和约，这个不细讲了。我要说的是第一代人，比如个体户。第二代人很少一个人单独干的，一般是弟兄几个，比如万通的六君子，都是在1990年之前就认识的。但是他们这个和约和我们现在看的和约不一样，我们可以叫做隐性和约，就是大家谁都没有坐下来谈说成功了以后，你占多少股，我占多少股。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人会认为特别成功，没有人想到会赚那么多钱。所以，刚开始大家住在一块，大家有东西都拿出来。但是这种不完全的或者是隐性和约就埋下很多后患。这个后患在成功之后，大家知道人是利益的动物，成功以后谁拿多少？这家公司倒闭了，你看几个合伙人之间关系一般比较好，共患难。同甘苦就比较难，就是要分股权也好、财产也好。

    分的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一个就是我们人性，我们人性是什么呢？每个人通常都会高估自己，心理学家有研究，成功的东西归功自己，失败的东西归咎于别人。大家想五个人合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贡献在50%以上，这五个人加起来超过250%了，你怎么分这个东西？矛盾就会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中国做企业，他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制度环境，我刚开始讲的企业家能力是要打一定折扣的，这个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你是不是有企业家能力，还依赖于你有没有特殊关系、特殊背景。有的人从企业家能力的角度，他真的很笨，他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但是你搞定一些关系，税务部门、工商部门，他就有朋友在税务局，或者小舅子在工商局，他就可以搞定这些。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伙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一开始很重要，没有这些人这个公司办不起来。但是随着公司成长起来，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你自己也通过各种方式把关系也搞定了。所以原来在这个公司有价值的人变成没价值了。原来价值小的人突然变得价值大了。这个时候就为谈的财产分配带来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都会影响这一点。当然还有人的进步，我观察到一些民营企业家，比如一个团队，走在前面的就是一个人，其他人越来越远，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不让他当副总吧？他跟我情同手足，是我们一起创业起来的，人得有良心，不能过河拆桥。但是你让他继续在这个位置，这个公司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所有公司起来以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好，这个很关键，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处理好，公司就垮了。我观察万通冯仑他们在这个上面是做的比较好的，这个也跟这些人有没有视野有关系，比如说有人看眼前，这个只有1%，有些人看未来，这个1%是有多少，1%是一块和1%有一千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六君子是比较理性的在处理这个，六君子有些人还叱嗟风云，但是有些人已经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

    我稍微加两句，就是郭总的慧聪，我觉得可能跟万通相比，一开始在股权方面就比较明确，所以他就是一个显性和约。显性和约和隐性和约有很大不一样。隐性和约就是心照不宣，但是确实容易造成争议。显性争议就是有这个和约，有了之后争议就比较少，不是不会争议，但是比较小。所以这是我观察的这些企业。

    我再强调一句，这个显性和约，西方的现代，不是古代，我要批评郭总，他上次讲课说家族企业是中国特色，这个东西完全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企业全是家族企业起来的。除了特色，就是国家办的国有企业，这是另外。所有私有企业都是家族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最后有的变大了，有的没变大。这些家族之间可能有和约，有外部人的话更要有和约。比如说有一个合同，这个合同越搞越难，比如我做这个事，你给我投资一百万，我给你10%股份，你干不干？说你一分钱没有投。你投入一百万只有10%的股份，我没有投钱就有90%的股份，等以后公司涨无数倍了，你还是10%，我还是90%。企业家的报酬真不是眼前的，企业家的报酬都是未来，你可以说画饼充饥，但是这个饼显性之后，他就愿意投钱。所以你开始什么都不用投，但是企业家精神的价值，通过思想不断变现。比如第一次你融资，愿意投入一个亿，占你50%股份，多出一个亿是什么？就是你企业家精神，这是你的价值。又过一段时间融20亿，出20亿的人可能占10%个百分点，他就承认你公司有200亿价值。200亿价值哪来的？前面那个人投了一个亿，你现在投二十个亿，一共就是21亿，这200亿价值，其余的179亿哪来的？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最初那个人，我一分钱没有投，我稀释之后还有70%的股份，就是140亿是我的。第一个人投一个亿，占10%，现在这个公司200亿的时候，股份已经稀释了，但是他的价值增加了，增加那部分也是对他选择企业家的一种报酬，或者他本身就是企业家。大家知道企业家很重要的工作不是选物，而是选人。像孙正义这些人，他就是企业家，他选择的不是产品，而是人。我这个观点在我80年代写的那个书里面都讲到了，就是他是在选人，类似于风险投资PE等等。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企业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都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我们没有一个显性的和约。但是不要以为西方和约一定是完全的，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他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讨价还价的基础，我们实际上连讨价还价的基础都没有。所以，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过程当中判断的。当然我们原来规定的规则，现在我们发展必须界定规则，这就是改制。我们郭总办的股权改造的班，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大家适应这个规则，使我们公司从第一阶段走到第二阶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意味着我们新办的企业，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规则有一个大体比较明确的说法，这样比以后去说好得多。

    我在书里面又讲了一点，我在这个书新的序言里面明确把企业家功能归为两类，一类是套利，第二类是创新。套利是什么？你就是看到市场上有价差、或者人有价差，就从便宜地方买来，贵的地方卖，或者便宜时候买，贵的时候卖。第一类是商人，第二类是投机家，第三类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套利，当然所有的套利，你套利别人也会跟进，最后就没有套利空间了，就越来越小。就是经济趋于均衡了，均衡是什么意思？没有利润，你所有赚的钱都比较员工工资、银行利息等等，最后你还剩下一点会计利润。我告诉大家这个，我知道中国早先民营企业赚的钱严格上不是经济利益，就是机会成本，没有在会计上列入成本而已，当然包括其他资源，比如你利用家里面房子开一个小餐馆，也赚了点钱。

    但是没有钱了以后怎么办呢？企业家就要创新，就要打破这个。说没赚钱的地方你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其他人都亏了，你就可以赚钱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电脑，中关村卖电脑的就是赚一个搬运的钱，就是机会成本。这时候苹果公司成为了平板电脑，就打破了这个均衡，所以他可以很赚钱，这就是企业家的第二个，就是创新。

    我们中国过去30多年的企业家，尤其在早期，赚钱主要是靠套利，就是你耳目灵活，信息通，知道哪有便宜东西，哪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你就去哪做。包括我们好多房地产公司，包括万通做的，甚至郭总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叫做套利。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从创新角度做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当然我说这个创新是要求高了一点，任何的套利其实也要有创新，但是我说的创新是真正在产品、技术方面，生产别人没有的东西，或者以比原来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出来，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但是，现在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你们想一下什么叫做产能过剩？就是没有套利空间了，大家都做这个东西，只有死路一条，怎么办呢？只能创新，这个东西关系到每个企业，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我觉得中国整个过去的增长主要靠套利型的，他是创造财富的，比如橘子，在四川没有人要，就不是财富，搬到北京卖出去就是财富。所以，商业都在创造价值。但是未来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新办的企业，或者过去靠套利生长的企业，以后靠套利还能不能继续玩儿下去？我就表示怀疑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企业家，或者很少有企业家是常胜将军，像李嘉诚这样是少数，但是李嘉诚也是特殊市场环境下，主要是套利，而且亚洲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就靠房地产、金融套利。因为美国办银行赚钱难，中国办银行就很容易，因为有很多赚钱的地方。好多原来优秀的企业家可能完全不适应了，不适应就退出来，但是退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很难讲，我讲郭总的例子，他退的比较彻底，当董事局主席，开董事会还不一定去，所以这个公司做的越来越好。但是我想如果他如果继续在这个位置的话，可能这个公司麻烦大了，甚至不存在了。我不是贬低你，就是这个公司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所有人成功的原因也会是你失败的原因。商界就是这样，过去的经验不是指导未来的方针。凡是按照过去经验指导未来的，尤其在创新这个时代，竞争这么激烈的时代，全垮了。当然我再说更悲观一点，有一句英文的话翻译过来叫做“没有一颗树可以长到天上”，他会死的，有各种原因会死的。我想企业也一样，我们经常讲基业常青，百年、万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梦想，太难了。

    我们一个最聪明的企业家一定在适时的时候审时度势，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我们老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麻烦大了。包括分家也是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分，包括万通六君子，还有希望四兄弟，他也分，他也是1993年分的，如果他不分他也过不去，这个有好多原因。

    我要说的就是中国过去这些套套利的企业家能不能适应这个新的时代？我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最聪明的企业家，这一代人企业家都面临一个接班的问题。刚才冯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还有包括独生子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企业麻烦的问题。希望一个企业家的孩子一大群，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企业家才能，有些人就是玩儿玩儿，变成纨绔子弟，或者附庸高雅，买画等等。但是里面就会有一两个人很了不起，所以就传承下去。中国的麻烦就是都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第一，他有没有这个才能继承你？第二，即使有这个才能，他愿意不愿意干？因为现在年轻人跟老子真是很不一样，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我给朋友们业提供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为了你的财产、你的企业把孩子给害了，如果小孩不喜欢继承你的，不喜欢做你这个，千万不要让他做。他爱唱歌、爱跳舞、当钢琴家、当科学家都好，你宁可把这个企业卖了，甚至关掉，不要为了你自己这一番事业把孩子害了。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容易犯毛病，容易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牵着走。用一句话说就是人有了瓶瓶罐罐之后，我们就碍手碍脚了，我们做事就放不开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人性本身，我们做企业本来，尽管很多情况是为了生存，但是我想越往后，我们就不是为了生存，我们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价值，作为人的价值。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任何物质财富去实现你后代的价值。当然，我们在座有很多“富二代”，他们愿意继承，这个很好。当然在西方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家族企业，他们也可能做一做就死了，但是可能冒出来一些人可以做一代、两代，但是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规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富的人和30年前富的人完全是两代人，没有什么关系的。

    另外，我们做企业每个企业家要实现自己价值，你当然希望企业越做越大，企业是追求大呢？还是追求赚钱？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你不赚钱也不可能做大。你不做大，不可能赚大钱。赚钱是衡量你成功的标志。但是，短期内可能有一些错觉，我们亏也行，但是你要算好，我今年多铺100个点，我准备亏几年，我亏多少？这个也有一个约束。

    另外，你必须把企业做大的话，光靠你也不行，人的精力有限，你得有助手。所以，现代公司的治理构架，我们刚才讲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构成。如果你是一个夫妻店，少数人的话，需要一些和约，但是不要迷信教科书或者很多专家给你讲的标准的治理，因为所有的标准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比如股份，一股一权，一股两权，还是有股没权，世界上五花八门。尽管大部分企业是同股同权，比如20%的投票权。但是人身是可以占股的，包括山西票号，他的人身股，谁可以当下一任掌柜的，是东家决定的。比如爱立信的股，他家族持股并不多，但是投票权是的，美国人很多人买爱立信的股，但是没有投票权。福特汽车一开始也是这样。像郭总的股份，他投票权和收益权分开，但是分到什么程度？我想他讲的对大家有启发，我给你分红权调动你积极性，但是我自己有控制权，我可以掌握公司大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批评一些现在的一些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很大的问题在哪呢？他是管理的中心，他考虑的问题是怎么防止人干坏事，怎么防止人偷钱，怎么让你好好干活。给你点股，给你点期权，这个非常重要，没有这些的话，我们知道企业做不大的，没有人愿意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替你工作。当然还有企业很多文化等等，我不想讲了。

    我想讲，无论企业怎么发展，最后决定你成功得罪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掌门人，他的视野，他怎么判断未来，他的果断性，他能够持之以恒，如果你公司治理搞的很好，我们有董事会，有外部董事，各种专业委员会，每一项都有严格程序规定，这些都是官僚主义管理企业，我们企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企业变成政府，大家知道管理人员变成官僚，管理者变成官僚，官僚就是不求有功旦求无过。所以，企业已经很大了，有一定垄断力量，政府保护，但是你靠真正市场竞争的话，你治理结果再好，你也是人干的，因为在市场决定成败的就是企业家精神。所以，大家毫无奇怪，世界上那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都在走下坡路，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柳传志经常强调这个，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企业必须有企业家当家，也可能是小股东，这个小股东他想搭便车，大家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公司治理有一个假设，就是小股东总是对的，这样就违反大股东，因为大股东剥削小股东。大家知道一般大股东，就是因为你是企业家你才变成大股东。这些小股东他想搭便车，他就看你股票涨，但是他对商业的事情真没有感觉，但是他出了钱以后就闹事，就把公司闹垮了。所以大家看一下韩国的三星为什么成功？和索尼比较一下，索尼十几年前是最好的公司，三星李健熙这个企业家是从他父亲开始一手做起的，他要花100亿美元投资于数字技术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反对，所以他就成功了。如果有一个很严密的论证，就不能投这100亿，就试试吧，投五亿、十亿美元，就没有三星的今天。

    还有索尼，我只是一个猜想，也许有一定道理。日本战后第一代企业家，就是战后出现的企业家，夏普、索尼等等，那些真正的企业家敢去做，因为是他一手做起来的，他的创新能力，他把握未来的能力是超群的。日本公司现在越来越难做了，表现越来越差了，为什么？他已经进入第二代的，你可以雇美国人给你管理，可以雇法国人给你管理，这就不行。为什么？因为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是怎么防止出现失误，而企业家知道肯定犯错误，但是他必须去做。所以，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

    讲到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股权明确的问题，大家知道马化腾最大的股东是谁？不是他自己，是南非人。为什么南非人占那么大股份呢？是因为当时马化腾找人投资，谁都不愿意投，碰到南非投资人愿意投，所以就是大股东。据说这个公司很多投资都失败了，但是这一个价值就是千倍、几千倍。这就是和约，马化腾不能跟他说这个不行了。但是你可以跟他要价，你不涨我的股份我不做了，但是生意人不能这样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机会主义，看到对你有利，就重新签约、重新谈合同的话，就没有人相信你。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理性的，人有时候有情绪，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考虑的。

    讲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万通、冯仑、郭总这些公司，都是第二代由官员变成的企业家，他们面临的问题，有一些处理的比较好，所以他们公司继续能够存在下来，有些处理不好的就没有存在下来。但是我还要讲，过去的成功经验，在市场经济当中永远不是指导未来的政治纲领。如果你以过去的成功觉得未来就应该这样做，一定会失败。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真正去思考这些问题，你想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如果你只是想有饭吃的话，大部分情况都不错，一个小饭馆经营经营也可以，儿子也可以接班。但是，你要真正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的话，思维就不能再是套利的思维，不能再按照江湖的规则，也不要再想只要把关系搞定就可以成功。我在十几年前已经有文章讲，我对企业和政府关系的一个劝告，就是敬而远之，但是人就经不起这个诱惑。政策有钱，我们就想巴结他，产业政策给你多少钱。我想你要看到未来，政府就是未来，他给你制定一个产业政策，你就上套，你是拿了几千万，最后没有看到拿这几千万钱的有多少人做的有声有色，因为他是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企业家到地方，去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你满足了他这个需要，还有另外一个需要，你能满足他多少需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200年前和现在，30年前和现在，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产品，30年前没有人相信，那么你想想30年以后什么叫做主导产业，谁可以想到？没有人想得到。正因为没有人想得到，就需要很多人试，最有希望试验成功的是什么？就是企业家，你就让他去做，他做不好就死了，企业家倒下去很多，有些企业家倒下来还可以起来。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如果中国真正想转向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企业家真正变成世界的企业家，而不是山寨别人、倒买倒卖的话，我想这个很重要。当然我觉得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一整套体制改革，给企业家更多的创业、经营企业的自由，我们有法治，所以我们要有更稳定的预期，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企业家都是野蛮生产出来的。只有环境好了，他才能成为一个建设的积极力量，如果环境不好，很多本身做企业家的人可能就不再创造财富，而是再分配太傅，偷人家的东西。现在我们很多腐败官员牵出来的都是与这个有关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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