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政治遗产

　　神州乐器网讯　在新中国不算很短的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像国务院现任总理温家宝这样如此关注——甚至时常流露出某种难以察觉的微妙的焦虑——自己在历史和人心中的定位问题，我们曾多次听见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样的内心剖白。看得出来，温家宝不甘心成为将来的青史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匆匆过客，当然更不愿意留下什么会让后人指摘的负面描述。这是人们分析和评价温家宝这些年来的所言所行时，非常容易忽视但又确实极为重要的一个视角。

　　我猜想这种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温家宝对文学和历史的爱好有莫大关系，它们都是探究永恒人性的知识。从2003年接任总理后的首场两会记者招待会以来，过去10年里，温家宝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诸子百家典籍的恰到好处的旁征博引，总是一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引发津津乐道。虽然它们令现场的同声翻译及外文媒体的老外记者们大为头痛，但却给国内及台港澳、新马中文报章的编辑提前预留了典雅而又不乏眼球的绝好标题。

　　在今年3月14日的两会压轴大戏——总理记者会上，温家宝一开场就向“记者朋友们”坦言，“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之后又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9年任职总理的心路历程。当然，他在希望得到人民的“原谅”和“宽恕”的同时，也强烈地表达了要在最后一年任期内加倍努力推动艰难改革的决心。

　　其实，年逾古稀的温家宝大概用不着对此太过执着以至于自责，历史和人民是一定会给予他一个恰当评价的。而且，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应该相当不低。作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极具个性的一位，温家宝也许的确没有能够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真正将改革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他已经为自己的后继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一.

　　如同不久前刚刚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薄熙来一样，温家宝也是中共党内高级官员中难得见到的特立独行者。如果说薄熙来一点也不忌讳自己被视为党内“新左派”的后起领军人物、并不惮以所谓“重庆模式”博取舆论关注的话，温家宝显然也一点都不像那些言语辩证、行事谨慎的传统型领导人，他很乐意见到自己被全国人民看做是一位改革派领袖。

　　从他的履历及多年来一以贯之鼓吹的那些理念来看，温家宝的这个身份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2010年4月15日，温家宝出人意料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引得外界纷纷猜测这篇文章的政治动机。那又是一个敏感的春天，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在那篇行文优美、饱含感情的文章里，温家宝避免了提到改革，他只是缅怀和颂扬了胡耀邦“深入群众”的亲民作风。

　　当年8月份，温家宝利用视察“改革开放先锋”广东省、参加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大会的机会，更为直接而显白地阐述了自己的意思。他坚定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到10月，就在重要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温家宝出访美国，在纽约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所说的那些话则更是石破天惊，以至于宣传部门或许认为它们是不宜让中国的普遍老百姓听到和读到的——那次采访报道在国内连经过新华社或央视节选的版本都未被播出。温家宝对多年前曾采访过自己的CNN主持人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温家宝称，他支持言论自由，甚至支持政府批评人士的言论自由，并承诺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尽管有些阻力。温家宝在谈到有人指责他尚未兑现自己的改革诺言时说，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而在2011年3月14日两会闭幕式后的总理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虽然坚决反对将当时正在西亚和北非如火如荼地爆发的政治动荡与中国的现状相类比，但他再次重申了前一年夏天在深圳说过的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就在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刚刚发表了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今年春节期间，温家宝再度视察广东，这一次是为了纪念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南巡及“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虽然温家宝并未踏足或提及不久前刚刚发生过一场“政治地震”的汕尾市乌坎村，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地要求加强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他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话被解读为是支持改革派领导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用突破性的基层民主试验化解“乌坎危机”的一个信号。

　　如今再回头看一个月前的那场多少有些在人们料想之外的记者会，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两次提到对“文革”悲剧重演的担忧，再度指出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最让我这样的听众感到触动的一句话是，他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

　　二.

　　在温家宝的总理任期内，中国取得了年均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一个被认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快速发展但依然贫穷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理说，一位政治领袖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后即将卸任之际，即使表现出一点自得情绪也不为过。但是，温家宝的“告别宣言”却如此严峻和令人不安。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许会对过去这些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变得富裕感到惊讶和敬佩，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由衷恭维那样，但大多数中国人却对这10年并不满意。本届政府许诺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更加注重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和自然环境。此外，由于本届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履历背景，它被寄予了推进改革的厚望。但10年很快就过去了，越来越多人抱怨，不仅国家改革止步不前，在社会的和谐多元方面也很少取得进展——贫富分化日益触目惊心、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乃至严重骚乱在各地愈加频繁地爆发……

　　今年1月份，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今年政府将再次不会估量基尼系数。报道表示，上一次政府发布该系数的时间是2000年，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21。同期美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08，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当时远低于0.32。很多中国学者相信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高于0.5，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那份毁誉参半的著名报告也称，中国是亚洲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尤其令改革派不安的是，多年来中国的持续高增长，加之近年来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上貌似取得的成功，强化了中共领导层内部及左翼学术界的一种信念：即所谓“中国模式”要好过西方那种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融合的模式，这为进一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设置了更大阻力。

　　于是，不少失去耐心的自由派人士对中央最高层乃至温家宝个人抱有越来越怀疑的态度。他们批评他“言行不一”、“表演作秀”、“对外公关”、“沽名钓誉”等等，有人甚至给他贴上“影帝”的讽刺称号。然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虽然根据公开的信息要准确分析和判断决策层面的政治博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许多迹象依然表明，温家宝所代表的党内开明的改革力量遭遇了极大的阻力，这正是他寻找一切机会竭力呼吁的原因。正如一位驻京外国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由于温家宝难以推行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更加动感情。“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应该把它放在政治背景下来看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备受挫折、面对更大阻力的温家宝。”

　　我们注意到，就在温家宝接受CNN主持人采访后不久，2010年10月底、11月初，官方最主要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集中发表多篇有关政改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人民日报》10月27日署名“郑青原 (正本清源) ”的《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0月30日署名“萧冰理”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大原则》，《北京日报》10月29日署名“毛晓刚”的《中国政改“滞后论”根本站不住脚》、新华社11月1日署名“窦含章”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才能少走弯路》、11月2日署名“周继坚”的《坚持走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这些文章尽管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温家宝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它们从不同角度阐发和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不能突破的“基本原则”、需要警惕的“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等等，从它们肃杀的语气及强词夺理的论证来看，这些文章的主旨其实就是要否定政改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它们如此默契地在这段时间集中出现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上，不能不说体现了反改革势力的顽固、强大和层级之高。这期间，积极响应总理呼吁、相对认真和严肃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民主的媒体，大概仅有在党内素以言论宽松闻名的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一家。

　　这似乎说明，即便贵为总理，在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势力面前也显得势单力薄。而且，从之前情形看，温家宝似未并未获得其同一层面的同僚们的有力支持，经常因为“孤军奋战”而处于交锋的下风。在这种困境中，他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大声疾呼，以期获得体制外的声援，借助“民意”来扭转不利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重庆模式”的缔造者和鼓吹者试图借助“民意”来积累更多政治资源、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如出一辙。

　　说到底，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是一件难事。邓小平自上世纪80年代初便提出要搞政改，此后他在公开见诸文件的讲话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就有七、八十次。但即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的权威和谋略，这项事业仍然裹足不前。作为胡耀邦的传人，温家宝决心要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他深知时不我待，目前已是自己能够有所作的最后机会。

　　三.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的几小时之内，温家宝就登上了飞往灾区的飞机。据说，他的专机上还有一支随行的中央媒体采访报道队。

　　如同他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一样，温家宝非常希望在公开场合让自己的亲民形象展现无余，特别是在电视镜头面前。自深受爱戴的周恩来去世后，还没有哪位中国总理像温家宝这样在这方面更加下功夫。过去几年里，温家宝精干的身影总是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几乎每一个看起来急需要有人做主的场合——从雪灾后数百万春运人群受困的长沙火车站到同样因地震和泥石流导致数以万计人流离失所的青海玉树，从夺去了几十条人命的温州特大动车事故现场到遭受罕见干旱的贵州山区……温家宝通过在汶川老乡的临时房里下厨、用扩音器向灾民一次次致歉和保证，来努力塑造着自己与普通老百姓在一起的平民形象。

　　2003年在他接任总理后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自夸他到访过中国2000多个县城中的1800个，这种经历帮助他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他说：“我知道他们期望什么，我将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

　　然而，在一些头脑冷静的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实在太大了，中国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太复杂了，在许多时候，人民大众的期望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位总理的实际能力。正是这种讨好大多数老百姓从而赢得他们好评的渴望，促使温家宝在其任内允诺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多少把握实现的目标，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似乎是依靠明显不符合自由市场逻辑的方式推动的。其中最典型和突出的，便是自2005年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目前在各地问题重重且骑虎难下的“保障型住房建设运动”。

　　同样像个人品德在党内有口皆碑的胡耀邦一样，每当遇到重大难题时，温家宝也总是不自觉地求助于道德力量。温家宝似乎认为，在中国当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一再强调道德光辉的作用。

　　2009年初，金融危机仍在蔓延。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了演讲，便指出道德缺失是金融危机发生一个深层次原因，并称企业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2011年两会前，他又向房地产商发出了道德号召：“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除此之外，我们还听到了温家宝要求年轻大学生“仰望星空”的尊尊教诲，面对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发出的“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的著名警告……

　　无论是温家宝的亲民举止还是道德呼唤，对于一位如此高级的党的领导人而言，这些新闻价值上轰动性极强的举动的确都令普通老百姓耳目一新。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发出了含混不清的信号，令温家宝身上时常笼罩着一层民粹主义的色彩，从而也令那些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为圭臬的中国改革派心生疑窦。

　　四.

　　在长达40多年的曲折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最后10多年的巅峰时刻——即将谢幕之际，温家宝留给了世人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鲜明背影。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时已经说过的，这是他留给继任者的一笔丰厚政治遗产。在我看来，它包括两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温家宝力图表明自己是一个最坚定的改革派，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者衣钵的正宗继承人。他似乎是决策层中唯一一个不懈地强调改革远未完成、并对国家未来表现出极大忧患意识的主要领导，尽管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具有天然悲观气质的人。今年3月14日的记者会上，他甚至有些不计后果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中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但温家宝的警告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目前确实正站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十字路口”。由于改革的长期停滞，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日积月累，经济和社会正日益显现出脆弱迹象。这一方面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动荡，另一方面也促使各种极端思潮沉渣泛滥，为一些心怀私利的政治野心家的崛起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一旦他们鼓吹的政治模式得逞，就会把中国引上歧路和倒退，与更加开放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许多危险的试验已经开始，虽然把它们说成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有些危言耸听，但它们必定会危及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诸多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最终掐灭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希望。

　　第二，温家宝是第一位强烈地渴望得到普罗大众好评的中共领导人，为此，他不仅愿意取悦大众，更是努力地用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知识精英愿意听进去的话与他们交流。从温家宝嘴里公开说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令人向往的美好词汇。相形之下，他的同事和下级们照本宣科的那些陈词滥调不仅沉闷乏味，而且经常使人生气。

　　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与自己的老领导和导师胡耀邦都表现出极大不同——确实，胡耀邦非常平易近人，经常说大白话，甚至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华北农民，但胡耀邦并不过分在意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华北农民们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归根结蒂，他是一个真诚地践行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旧式”(传统)优秀共产党人;而温家宝身上则更多地闪现出了现代政治中的“选民意识”，就像他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胡耀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所有老百姓的先进代表，而温家宝则希望凭借其对改革的执着追求以及道德感召力为自己的权力赢得民众的自愿授权。在最高权力从来就不是来自普选的中国，这里面的微妙区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历史终将证明，温家宝的这一独特而又孤单的形象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巨大声誉，也对将要继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好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者极具洞见地指出，他代表了党的柔性灵活一面。温家宝的那些使人满怀憧憬的谈话真切地反映了人民的吁求，并且总是直指中国政治的要害，也说明体制内始终令人欣慰地存在着清醒和开明的力量。

　　的确，温家宝的大部分政治遗产都存在于他所“说”的那些东西里面，而不像言语朴实的邓小平那样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恰恰说明了他所遭遇的阻力之大。另外，我们还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认，政治家之所以不同于技术官僚，就在于很多时候他们的“说”其实就是“做”，有时甚至比亲自“做”更重要。从某个侧面来看，迄今为止温家宝是成功的，至少他的每一次精心准备过的谈话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在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网民热议的焦点话题。

　　1942年出生在天津农村的温家宝在196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荒凉贫瘠的甘肃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并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几年。这个风餐露宿的职业没有摧毁他的健康，反而给了他留下了一副好身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多年来他坚持锻炼，每天早上都要跑步，有时候还打太极拳。虽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总理早锻炼的情形，但伦敦、首尔和东京的居民都曾见过他穿着运动服的矫健身姿。他还和奥巴马一样爱好篮球，我们也确实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见识过他的球技。

　　这一切都表明，温家宝虽然年逾古稀但却依然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那么，这是不是预示着：即使在退休后，这位受到民众喜爱的政治人物仍将不断通过言说来搅动沉闷的中国政治呢?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无官一身轻的温家宝将更加百无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