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利润阴影能持续多久？

　　3.06%的利差保护，可给上市银行带来多大的利润空间?以2011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财报为例，曾荣膺英国《The Banker》杂志2011年全球最赚钱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其2011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为1640 亿元，同比增长28.79%，这其中息差收益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即高达68%。从绝对量上比较，利息收入则占到工行净收入的七成以上。而利差收入对建行2011年前三季度净利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73.76%。

　　不仅国有四大行，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同样是息差收入。 “贷款资产在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商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往往会高于其在国有大行资产中所占比重。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度自然也随之上升。”交银国际银行业分析师李珊珊表示。

　　中国银行业得益于天然的“利差保护”，正是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带来的垄断红利和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一样多。

　　2012年1月11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多位专家集体炮轰银行，斥责银行靠高利差赚钱太多，要求银行在未来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改革，而全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更直接呼吁，银行赚的这些钱，利润那么多，应该拿出2个点补贴给居民储蓄。

　　从2010年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CPI”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

　　如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仍然维持3%的“高利差”，所形成的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借用郑新立的话说，现行制度下，普通百姓对银行信任度最高，存款也是普通民众尤其是老人的主要理财选择。银行利润那么多，应该让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得到正利率，这需要调整。

　　“发达国家(利差)是1个点，中国台湾也是1个点。内地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也就是5%至6%，但企业各渠道融资平均利率是25%，企业如何承担呢?”郑新立愤怒地指责银行为富不仁后，指出缩小存贷利差也是改革必然要采取的方向。

　　有关中国银行业“存贷款高利差”保护的批判，在过去五年间不绝于耳，然而，回顾中国高利差政策的诞生和制度演进，奠定中国银行业今日赢利基石的这一制度，发轫于中国银行业改革之需要，最终又沦为改革之羁绊。

　　“高利差保护的实质上是对存款人征税，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一家股份制银行高层曾对本刊记者如是分析。

　　存贷差政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明确实施扩大存贷款利差的政策，此后，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保护政策至今未有大的突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剧增，银行脆弱的资产质量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随后国有银行改革方案当中，开出了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的药方，其中，财政注资和高利差政策补贴开始得到执行。

　　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时任央行条法司副司长的李波专门撰文，他认为，在政府利率管制之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已过低，“是银行缺乏恰当激励和定价能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随着银行改革紧迫性的增强，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扩大银行存贷利差……”

　　事实上，高利差政策在帮助国有银行消化不良资产方面居功至伟，仅仅以2005年至2007三年为例，光工行每年通过利润冲销坏账就高达500亿至600亿元。

　　然而，这一旨在助推国有银行改革的补贴政策，并未随2007年至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尽管从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进入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身一变，沦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

　　非理性扩张

　　备受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崇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社会主义转轨经济现象有一个深刻观察，1980年代科尔奈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企业如果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会预期他们的亏损会得到政府的援助，诸如给这些亏损的国企追加投资、减税或提供其他隐形补贴，科尔奈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软预算约束”，而转轨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