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利润阴影能持续多久？

　　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股改上市之前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正如前文所言，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巨额坏账的形成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历程不可分割，而中国银行业过去5至7年间所掀起波澜壮阔的股份制改革历程，也旨在摆脱此前长期担当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角色，使银行能够成为“真正的银行”，而非准财政机构。

　　从上述角度讲，高利差保护政策在世纪之初国有银行改革特定的大背景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今非昔比，正是在利差保护政策保驾护航之下，使得商业银行对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产生了政策依赖性，随着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一声令下，中国银行业纷纷走上规模扩张的不归路。

　　“对银行吃利差不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外界对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高度同质化，纷纷采取‘以量补价’规模扩张的模式的批判。”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曾向本刊记者坦言，在信贷大投放背景下，不冲规模，不做大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市场份额。

　　2008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30.3万亿，到2011年年底时，这一数字已高达58.2万亿，几乎翻倍。

　　在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看来，贷款增长过快，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长惊人直接导致了在既定利差水平下银行净收入的迅猛增长—多销而非过高的单利构成了银行的主要收益模式。

　　“2009年太特殊了，你不可能说这边放着公司贷款巨额利润不赚，为了调结构而放弃对公业务。”2009年底，一位股份制银行副行长向记者坦言，调结构是为了更多地赚钱，但没有人能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规模扩张机会，即便是向零售银行转型多年的招商银行，也不能例外。

　　宏观决策者一开始就将欧美次贷危机视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此，从2008年9月份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央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新一轮降息周期下，商业银行不得不面临净息差收窄的挑战，仅仅2009年第一季度一年期存贷款利差就由降息前的3.33%收窄至3.06%，在股东回报和业绩压力下，通过规模扩张，“以量补价”成为现实选择。

　　“2009年年初总行初定的贷款新增规模是1200亿，结果到年底变成了3300亿，翻了将近三倍。”一家股份制银行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这样一个中等银行这么冲上去，大行更是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一泄而下。”

　　然而，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全面推进和垄断性利差保护之下，刚刚完成重建的中国银行业体系不得不面对“四万亿”这剂猛药带来的强大副作用，即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掉入“信贷财政化”的陷阱，此前经过多轮银行改革艰难分离的“银政合作”再度回潮，2009年和2010年总额将近18万亿的信贷投放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投向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来自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8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4.15万亿，到2009年底，这一数字已经高达7.38万亿。农行一位基层分行人士在其一篇文章中写道，2009年以来，银行更倾向于发放政府背景贷款，这种不是基于客观评估风险情况下发放贷款的行为造成了对地方政府的信贷软约束。“由于信贷软约束，导致信贷资金不合理地流向政府投资项目，填补了政府投资的预算缺口，出现了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