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09年以来,无论是货币调控还是银行监管,都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货币传导机制和监管有效性均遭到了业界的质疑,进入2010年以后,严厉的信贷规模管控之下,银行信贷资源日益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如此背景下,过去两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和流动性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货币总量过多与货币短缺并存,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短缺并存,这种结构性痼疾在2011年货币紧缩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进入2011年后,与银行狂飙突进的信贷大投放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是实体经济新一轮“钱荒”,江浙一带不断爆出的民间高利贷危机恰是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阴阳不调种种现象当中的一种。
“一方面,信贷投放额很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几乎拿不到银行贷款,整个社会必然缺钱。”2011年11月底,在国研中心召集的2012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内部报告会上,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尹龙如是概括中国宏观经济的阳盛阴虚。
过去三年,中国金融体系年均信贷投放量超过8万亿,远超出2007年之前年均3万亿的水平,然而,流向实体经济的银行信贷资金到底有几许?
据尹龙分析,2009年将近10万亿新增贷款中,6万亿贷款是为了配合“四万亿”计划投向了基础设施,“工程投入一般是一个抛物线态势,第一年不是最多,第二年慢慢上升,然后逐步下降。”即便按照平行线的模式,2010年投向基础设施的贷款也在6万亿左右,这意味着当年新增的7.9万亿贷款中,仅有1.9万亿投向了中小企业等实体;而2011年,保守估计至少5万亿贷款投向了在建项目,如此一来,新增7.47万亿贷款中,只有2.47万亿投向了实体经济。
正如尹龙所言,“一旦成为结构问题,要想解决就很难了。即使今年货币政策放宽,如果信贷结构不调整,企业依然拿不到钱,企业的资金依然紧张。”
信贷资源稀缺之下,银行业的经营行为也逐步由2009年的“以量补价”向2010-2011年的“以价补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实体经济日益加剧的融资困局,更加暴露出银行的“为富不仁”。
“说制造业去年困难都是因银行赚太多,这百分百不对;但说去年制造业困难,和贷款紧张利息太高有很大关系,这百分百正确。”一位制造业行业协会秘书长称。
本刊记者获得的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内部报告显示,2011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由于民间借贷市场远非价格统一的市场,各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而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更加糟糕的是,“四万亿”刺激计划对中国银行业经营机制的异化,远不止于此,失衡的信贷结构之下,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和国企更容易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而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即便愿意以上浮30%至40%的利率借贷,银行也很难批下来。
如此一来,银行信贷资金价格长期以来的“二元化”体制以及资金和利率双轨制得以变本加厉。
进入2011年,银监会调查结果也显示,信贷需求旺盛之下,江浙一带名目繁多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体系,相当部分“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大型企业利用监管漏洞,纷纷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而后转贷给高利贷平台赚取巨额利差,借用刘明康的话说,“实际上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
在央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看来,金融业的相对垄断,因为有价格双轨制,所以必然会导致套利,“大家会把计划内的资金倒到计划外,原来是倒钢材,现在倒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