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模式是发审委的“掘墓人”

　　在引入如此多的“牛鬼蛇神”，给具有证监会渠道的人输送如此多的利益之后，发审委在审核时自然会“手下留情”。这种手下留情，造成的是一些公司在上市两到三年之后，被发现爆出巨亏或业绩变脸。

　　灰色中介

　　围绕发审委产生的寄生链条上的攫利者，并非只有在台前赚取市盈率差价的PE，更包括隐身于发审流程各环节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财经公关、环评机构和IPO咨询等各类机构。

　　根据汉鼎咨询数据，2011年，公开的中国IPO发行费用合计达到152亿元。在这块巨大的蛋糕中，保荐机构券商分到了其中的大部分，占到总数的85%。

　　“说实话，我们在辅导期内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是履行职业义务，而是让发审委满意。”一位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在这个出发点下，投行不可避免地要给企业做包装，这个尺度有时就会成为问题。”

　　而据这位投行人士透露，为了满足发审委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独立性以及财务会计方面的审核要求，部分投行往往会给企业提供一些“暂渡难关的权宜之计”。

　　“比如要压缩人员成本，提升盈利指标。有的投行就会让企业暂时下调员工工资，甚至让部分员工离岗休假，等过会后再恢复原样。有的投行做得更过，干脆让企业把员工工资记录改到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水平上，一个技术工人工资比低保高不了多少。这样拿出来的材料虽不是假的，但起码对投资者有误导。”上述投行人士说。

　　一位业内人士还表示，在券商收取的高额费用中，“除去单纯的劳动报酬、辅导费用，券商保荐人的口碑溢价也占到了相当比例”。只不过这种“口碑溢价”不仅与券商、保代的专业能力有关，“更与券商在发审委处的背景深浅有关”。

　　“在新股IPO过程中，除非是经费太紧或者对方不愿接手，企业大都会优先选择背景深厚的大型券商。”这位业内人士称，“原因很简单，IPO不是要让市场满意，而是要让发审委满意。大券商因为上会次数多，与发审委人头熟，尤其知道发审委委员们喜欢或是习惯于看到怎样的IPO材料，这就能为企业增加过会的几率。”

　　无独有偶，在“一切只为发审委满意”的标准之下，为IPO企业提供合规咨询和法律文件的律师事务所，各家收费同样出现了显著差异，甚至在一家律所内部，因为与发审委熟悉程度不同，律师间的收费也有着显著差异。

　　曾参与上市全过程的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此有过亲身经历。“我们当时找的是国内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律所，有朋友特别提醒我，光找大律所不够，还一定要找这家律所特定的两位律师。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律师都与当时在发审委里部分律所出身的委员比较熟，知道委员审查的重点。当然收费也要比其他律师高出不少。”

　　除了券商和律师事务所，IPO过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财经公关公司，则经常活动于灰色地带，频繁打出法律的“擦边球”。

　　一家财经公关公司的媒介总监颇为直白地告诉记者，他们为IPO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安排企业负责人与“会里的有关人士”见面餐叙，沟通感情，二是帮助企业在过会期间“灭掉负面新闻”，三是帮企业设计在过会现场的“公关方案”。